文丨阿拉蕾
原发性肝癌是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,2020年全球新发病例数超过90万,死亡病例数超过83万,是我国第4位常见恶性肿瘤及第2位肿瘤致死病因。肝细胞癌(HCC)占原发性肝癌的75%~85% [1]。
图片来自:cancer today
统计数据显示,半数以上HCC由HBV感染引起,其次是HCV。但是,随着肝炎病毒疫苗接种的加强以及抗病毒治疗的进步,病毒性HCC的发病率正在降低,而非病毒HCC逐渐增加。其中,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(NAFLD)被认为是主要原因 [2]。
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,与遗传–环境–饮食密切相关的NAFLD发病率逐年上升。NAFLD可进展为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(NASH)、NASH相关肝硬化,甚至HCC。美国有一项研究显示,14.1%的HCC患者为NAFLD-HCC [2]。因此,明确NAFLD-HCC的分子机制具有重要意义。
包括NCCN肝癌指南、原发性肝癌诊疗指南(2022年版)在内的国内外肝癌指南,均推荐了PD-1/PD-L1抑制剂(阿替利珠单抗,信迪利单抗等)作为系统性治疗的一线药物。
然而,面对不同病因的肝癌,治疗方案都相同吗?科学家们意识到,病因不同,其肿瘤生物学和免疫微环境特征可能也存在不同。对患者进行分层,以获得最佳疗效并评估预后,仍是一个未满足的临床需求。
Nature:NASH对免疫治疗的影响 [3]
2021年3月,顶级期刊《Nature》发表一项研究,科学家们用胆碱缺乏高脂饮食(CD-HFD)制备NASH动物模型。结果发现在NASH肝脏中,CD8+PD1+ T细胞非常规(unconventionally)激活,并逐渐积累。在NASH-HCC临床前模型中,使用PD-1抑制剂能使肿瘤内活化CD8+PD1+ T细胞的数量增加,但并未引起肿瘤消退,提示肿瘤免疫监视功能受损。
CD8+ T细胞数量. ND:正常饮食动物模型;CD-HFD:胆碱缺乏高脂饮食动物模型;intra-tumoural:肿瘤内.
预防性给与PD-1抑制剂治疗,NASH-HCC的发生率、肿瘤结节的数量和大小均出现升高(下图),这与肝脏内CD8+PD1+CXCR6+、TOX+和 TNF+ T细胞数量增加有关。如果去除CD8+ T细胞或中和TNF,可以减轻PD-1抑制剂引起的病理变化。这提示CD8+ T细胞是促进了NASH-HCC的发生,而不是加强免疫监视。
注:CXCR6,是一种趋化因子受体,在T细胞介导的肿瘤免疫反应中发挥了关键作用;TOX,肿瘤特异性T细胞分化过程中的一种关键调节因子;TNF,肿瘤坏死因子,是效应T细胞杀伤靶细胞过程中重要的细胞因子。
这里稍微引申一下,“T细胞耗竭”理论是目前肿瘤免疫逃逸的一个重要的作用机制,它起源于小鼠慢性病毒感染模型。然而,病毒模型和肿瘤模型、动物模型和人类疾病,它们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。近些年,科学家们意识到,人类肿瘤中“T细胞耗竭”理论可能并不准确。《Nature》的这项研究中,CD8+ T细胞出现异常激活。纪念斯隆-凯特琳癌症中心(MSKCC)的Andrea Schietinger教授团队、耶鲁大学陈列平教授团队的研究中均有类似发现。与“T细胞耗竭”相比,可能用“T细胞功能障碍”(dysfunction)更为准确,还需要更多研究来完善。
回到《Nature》的这项研究。科学家们在NAFLD或NASH相关HCC患者的肝脏中发现与动物模型相似的表现。他们对三项随机III期临床试验(CheckMate-459,IMbrave150,KEYNOTE-240)进行meta分析,纳入超过1600名接受PD-1/PD-L1抑制剂治疗的晚期HCC患者。
结果显示,免疫治疗提高了总体人群的生存率(HR=0.77),HBV-HCC患者(n=574,P=0.0008)和HCV-HCC患者(n=345,P=0.04)的生存情况均优于对照组,但是非病毒HCC患者未显示出获益 (n=737,P=0.39)。
另有两个队列数据(下图),与其他病因的患者相比,接受PD-1/PD-L1抑制剂治疗的NAFLD-HCC患者的总生存期降低。但是这两个队列的患者数量较少,需要前瞻性研究来验证。
NEJM:重视对HCC病因的分层 [4]
上述研究发表后,在领域内引起讨论,顶级期刊《新英格兰医学杂志》在2021年7月发表了评论性文章。
文章中表示,《Nature》的这项研究提出了新的关键性问题。然而,现有研究结果也并不完全一致。有研究显示,接受纳武利尤单抗和帕博利珠单抗的非病毒性HCC患者,他们的ORR与病毒性HCC患者相似,~20%的非病毒性HCC患者出现深度且持续的缓解。另有帕博利珠单抗以及阿替利珠单抗+贝伐珠单抗的随机临床试验,亚组分析显示非病毒性和病毒性HCC患者的PFS改善趋势相似。meta分析存在其局限性,包括:“非病毒”亚组的异质性,缺乏根据HCC病因进行分层,一线和后线治疗方案的可变性等,这些都可能导致预后评估的不平衡以及混淆。
尽管还存在很多未解答的问题,但这项研究具有开创性意义,提示在HCC临床试验中根据病因进行分层的必要性,并对病毒状态、NASH、NAFLD进行更严格的定义。
作者表示,根据《Nature》这项研究来改变晚期HCC的临床实践,还为时过早。阿替利珠单抗联合贝伐珠单抗提高了OS,meta分析存在其局限性,meta分析结果未显示NASH-HCC患者的生存情况收到损害,因此目前还是支持PD-1/PD-L1抑制剂作为一线治疗用药。但是,随着免疫治疗逐渐向HCC早期阶段推进,该研究观察到的情况需要谨慎对待,完善后续临床研究设计,以了解癌症和免疫反应之间的复杂关系。
参考文献
1、原发性肝癌诊疗指南(2022年版)
2、黄伟,等. 中华肝脏病杂志. 2017; 25(2): 157-160.
3、Nature. 2021; 592(7854): 450-456.
4、N Engl J Med. 2021; 385(3): 280-282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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